共伯和行王政共和元年——共城遗址

辉县市区内，现存一座土城。土城基本上是正方形城墙南北长1300米，东西宽1200米。高6米，底宽60米，上宽40米。筑城方式为分层夯筑，夯土层一般10厘米左右。夯筑方式有圆夯、椭圆夯和平板夯三种，以圆夯为主。夯土层中，曾采集到很多龙山、商、周时期的器物和陶片，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因时代久远，土城原貌已遭损毁，现在只有西北部、东北部和东南部三段墙址保存较好。原有南门、东门和西门，门上各有城楼一座，现均已不存。

此城即为西周时期共国之城，名为“共城”。共城是西周初年周朝王室大分封71国中的共国之城。始封国君不详。从始封开始（周成王），经过八个王，到第九个王周历王胡（从西周第一王周武王算起，周厉王是第十王）时，共国国君是共伯和。共伯和的出现，使原本不太闻名的一般小国，一跃而闻名于天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遗留下来的共城遗址现在仍然熠熠生辉。为什么呢？事出有因，这与共伯和时期的政治状况有关。

共伯和在共国为国君时，周天子为周厉王胡。厉王是周夷王的儿子。公元前878年，（见《中国史纲·上古篇》）夷王逝世，厉王登位。厉王在位共37年。前30年，厉王当政还较谨慎。但从第三十一年开始，厉王开始堕落起来，贪财图利，统治十分残暴。当时有一个叫荣夷公（封地在荣，今河南省巩义市西）的人，私欲极重，贪得无厌，民怨极大。厉王不但不制止，反而亲近他，还准备重用他，大夫芮良（封地在芮，今陕西省大荔县东南）见此，心情十分沉重与不安，想尽办法，用各种道理劝解厉王说：“荣夷公是什么人？他独占财利，只图眼前快活而不去考虑大的祸患。财利，是各种东西生长出来的，是自然界所公有的，自然界公有的财物是人人都可以取得一份的，怎么能够独占呢？如果独占了，就会招来很多的愤怒，引来很多的祸患。荣夷公用这样的行为来引导您，您难道能够长久安宁吗？《诗经》上的《颂》诗说：'有文德的后稷，能够与天神相配。你使我们民众自立生存，没有谁不以你做榜样’；《大雅》诗中说：‘普遍地给民众赐福，就成了周朝的天下’。您现在作为一个君主，本应该奖励生产，公平地将财物分给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使天神、人民和万事万物无不各得其所。即便是这样，还需要每天警惕，忍怕招来怨恨。您现在却也在独占财利，就不怕招来祸患吗？普通人独占财利，还被称为强盗；您如果干这样的事，归附您的人就少了。你如果再重用荣夷公，周朝就一定会衰败的。”但是，周厉王不听劝告，还是重用了荣夷公做卿士，主管国事。

从此以后，周厉王不但不听众劝，反而变本加厉，实行暴虐的统治，奢侈骄傲，引起国都民众的怨恨，都在议论他的过失。这时候，召公（此处《史记》记载为召公甚疑。召公从周武王始即已辅政，到周厉王时已经过十王数百年，他仍在辅政，可能吗？是否是召公的后代？文中没提，不得而知）劝诫说：“民众都不能忍受你的政令了。”厉王听后大怒，找来一个巫师，让他去监督议论的人。巫师报告说谁议论，就把谁杀掉。于是，议论的人就少了，诸侯们也不来朝见了。到了第三十四年，厉王更加暴戾，使得“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就是说国都的民众再也不敢说话，在路上互相遇见时，连招呼也不敢打只能用眼色互相示意一下。这一下，历王高兴了，告诉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就是说：我能制止议论了，看谁还敢再议论我。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就是说：这不过是堵塞民众讲话罢了。堵塞人民的嘴巴比堵塞河流的后果还严重哩！河水堵塞起来，一旦决口，伤害人一定很多。民众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畅通；治理民众的人，要开导他们，让他们讲话。召公还劝诫他说：“天子办理政务要让大臣、普通官吏进谏言；乐官献歌曲；史官供史书：乐师进箴言。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种官吏都可进谏就连普通民众也可间接地将议论传给天子。只有这样，才不违背情理，把事情办好。民众有嘴巴，正像大地有山河。民众中可以有好的建议，大地可以生出财富。民众想在心里，说在嘴上，成熟的意见便予以推行，这样政务就可以办理得顺利。若是堵住他们的嘴巴，那么还能有几个人支持你呢？”召公的苦苦劝诫，没有起到作用。厉王一句也不听，一意孤行。不仅不让人讲话，而且变本加厉霸占一切山川林泽，不准人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谋生，继而还勒索财物，残暴地虐待人民。终于，在三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841年，矛盾发展到了极点，国人（那时候，住在野外的农夫叫“野人”，住在周都镐京城里的平民叫“国人”）再也忍受不了历王的暴虐统治，一轰而起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国人团团围住王宫，要杀厉王。厉王闻知风声，慌慌忙忙带了一些人逃命，一直逃过黄河，到彘（zhì）地（今山西霍县东北）才停了下来。十四年后，厉王死于此地。

厉王逃走以后，天下无主，朝政无人管理。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无人主持政务，怎么行呢？再让周王室的人当政吗？厉王的一个孩子还极小，再者人们对周王室的怨气不平息，不可能让周王室的人再出山。但总得有人来主政呀，于是，众位诸侯都知悉共国的国君共伯和至仁至善，便一致拥戴共伯和起来代理天子，代行王政。共伯和不孚众望，便替代历王行使职权。从他代行王政开始，史称“共和行政”；他代行王政的第一年，以他的名作年号，史称“共和元年”。共和元年就是公元前841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历史有了准确纪年，以编年体的形式一年一年一直记载到今天，

共伯和代行王政十四年后，周厉王死于彘地。共伯和扶周厉王之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共伯和还政于周宣王后，见国事已兴，便自往共山头道遥去了。（今辉县市区东北2华里即为共山头，但共山头荒凉不堪，满目萧条如何谈得上逍遥？据推测，共山头西侧即为苏门山，苏门山风景秀丽，共伯和可能是在苏门山上自在逍遥。因苏门山是共地之山，称其共山也说得过去。）

历史上对“共和行政”曾有过两种说法：一说是“共伯和摄行王事，号'共和元年，…”；一说是“召公、周公共同行政，号'共和行政’”。对于第一种说法，文献记载颇多。西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汲郡（河南卫辉市）一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者，在盗掘一个大墓时，发现墓中有许多竹片，因墓内漆黑，便点燃竹片照明。后来被人发现，知此墓是战国时魏国国君墓，竹片全是竹简。除了盗墓者燃烧掉的，其余还剩数十车。这数十车竹简全被送往洛阳，晋武帝遂令学者校读编次，用了二十年时间才整理完毕。其中的一部书是史书，名称为《竹书纪年》。（后人也有称为《汲冢纪年》的）这部书中的《历王》篇里便明确记载：“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厉王逃跑之后，有个共国首领叫“和”的代理行使天子权力。）“共伯和干王位”，（共国首领“和”治理王政）这是战国时期的史书记载，可以说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了。对于“共伯和”的注解，《史记·周本纪·索引》说：“共国；伯，爵；和，其名。”《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云：“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而对于“共伯和干王位”中的“干”字，《史记·周本纪·索引》解释为“干，篡也，言共伯和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这样解释似为不妥，因为“干”字义中，有“篡”意也有“治理”意，共伯和当时只是小小诸侯国君，若没有众诸侯的拥戴，他“篡”得了吗？故合理解释应以“治理”为妥。《吕氏春秋·开春》篇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请矣。”这是说：共伯和修养他的品行，喜好贤士仁人，海内因此都来归附他了。厉王之乱，使天子王位废缺，共伯和至善至仁，天下诸侯就都来朝见共伯和，拥戴他，请他代理天子，代行王政啊！由此看来，共伯和在诸侯中间是颇得人心的。《吕氏春秋》曾借共伯和代行王政之例来说明治理天下的人应该增加自己的美德，积累各种善行。只有这样，贤明的人才会主动来到他的身边啊！南朝梁著名文学家沈约也曾这样评价共伯和：“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稽古录》也说：“共伯和修行好贤，厉王之难，诸侯皆请以为天子。”

《庄子·让王》篇评论说：“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自娱于颍阳，而共伯得志乎共首。”意思是说，古时候得道的人，穷困时快乐，通达时也快乐。所以快乐，不是因为穷困和通达，而是因为身处道德。身处道德，穷困和通达也不过就像是寒暑风雨的循序变化一样罢了。所以许由能自我娱乐于颍阳水边；（许由，一作繇。相传尧准备把君位让给他，他逃往箕山下，农耕而食；尧又请他做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到。）而共伯和自得于共山首上。其它像《汉书》、《寰宇记》《水经注》、《左传》等书中，都有共伯和摄王政之记载。

而另一说法“召公、周公共同行政，号称共和行政’”，只有《史记·周本纪》上如是说。虽然有此说法但颇为怀疑。前边已经说过，召公、周公都是周武王时期的辅政人物，不可能到周厉王后还在辅政，因时间相隔太远了。

另外，《史记·卫康叔世家》上有记载说：“卫僖侯十三年，周厉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僖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僖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僖侯墓自杀。卫人因葬之僖侯旁，谥曰共伯，而立和为卫侯，是为武公。”大意是，卫僖侯十三年，周厉王逃亡到彘地，二相共同代行政事。二十八年，周宣王登位。四十二年，僖侯去世，太子共伯姬余登位。共伯的弟弟姬和曾受到僖侯的宠爱，僖侯给过他很多财物。他用这些财物收买武士，在僖侯的墓上，突然袭击共伯余，共伯余躲进墓道里自杀了。卫国人将他埋葬在僖侯旁边，给他谥号叫共伯，而立姬和为卫侯，这就是武公。

这段记载显然与前文说的共伯和时间不符。后文说的共伯和，杀兄也好，篡位也好，都是共和行政结束后十四年的事，与前边所说的“共伯和”不是一个人物，也不是一个侯国。时间、地点、人物都不相同，自然而然也就与“共和行政”无关了。

鉴于上述文献资料所证，《辞海》的“共伯和”条目这样下了定义：“共伯和，西周时共国（今河南辉县）国君。名和。周厉王被逐后，他受诸侯拥戴，代行王政，号共和元年（前841）。十四年后周宣王即位，他归国。“共和行政”条目写道：“公元前 841年，'国人’起义周历王逃奔到彘（今山西霍县），由共伯和摄行王事，号'共和元年’”以上两条内，也曾提到了“卫武公共伯和’和“周、召共和”之说，但只是做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种说法提出，做为附加部分而已，不影响主题定义。

共伯和的代行王政事件与遗留下来的共城遗址，呈现出三个不寻常的重大意义：一是共伯和开创了中国历史准确纪年的新纪元。共伯和代行王政之前，中国历史处于传说时代，其时间脉络、重大事件、帝王更替都是一个模糊概念，准确性非常差。现在所知道的共伯和代行王政之前的历史，大都是通过文物考古证实的，没有文献所据。而共伯和代行王政的第一年，即公元前841年，史称“共和元年”。从这一年开始，史官开始作编年体记录，使中国从此之后的历史脉络清晰，记载翔实，直到如今，没再间断。因此，共伯和代行王政之事，不仅在当时是轰动天下的一件大事，而且到如今也仍然是一件有重大意义之事。二是首创了“共和制”的政治制度。共伯和之前，王位的产生，经过了几个阶段。先是在尧舜禹时代，部落联盟首领的产生，是由原部落联盟首领提出，各部落首领同意产生。这种政治制度叫做“禅让制”。后来到了夏朝，禹的儿子启废除了禅让制，变成了“传子”制度，即“王位世袭制”（这种制度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延用）。一直到周代，厉王被逐后，共伯和由各国诸侯直接选举来代行王政，这种有别于“禅让制”和“王位世袭制”的王位产生制度，被叫做“共和制”，“采取这种制度的国家叫共和国”。（见《辞海·共和制》）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溯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名称来由即渊源于此。三是通过共城遗址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美德。以全部城墙的长、宽、高计算，共用挖土和夯土量约250万立方米。在当时，虽有青铜工具，但大量使用的仍然是木制和石制工具。在筑城过程中，除了挖土之外，还要运土、打夯，以及进行工具加工和修理等。据测算，在当时的劳动条件下，即使每天有成万的奴隶参加筑城劳动，也需要五六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样巨大的建筑工程，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从筑城技术来讲，现存的城墙中，可见夯土层层次分明，均衡匀称，密集的夯杵窝痕有着很高的强度，既防潮又坚固。这种夯土技术是我们祖先的杰出创造，古代人民的高度智慧通过筑城而显现。从而又证明了辉县人民不仅现在“干得好”，（20世纪7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做《辉县人民干得好》）而且历史上就“干得好”。

共城遗址时代之久远、规模之巨大，在国内已不多见。它的存在，不仅让人们常常想起西周时代共伯和代行王政，创中国历史准确纪年新纪元之壮举，而且对研究中国人文历史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以及研究中国城市发展史、建筑史，也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