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马坑成功剔出惊世人——战国车马坑
车辆，是有史以来人们的重要交通工具之一。那么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制造车辆呢？各时代的车辆形制又是什么样子呢？人们常说“历史的车轮不可倒转”，然而，研究“车轮的历史”，弄清上述两个问题，还真得“倒转回去”，从历史上去寻找答案。
据《左传·定公元年》记载，夏朝时，有一个名叫奚仲的人，封地在薛（今山东滕县东南）。他在夏朝王室中做着“车正”官，即专管车辆制造事宜的官。《中国古代史》（朱绍侯主编）上说，夏朝时，车辆制造已是一种重要的手工业。
《诗经·秦风·车邻》云：“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大意是说：“车儿驶过响邻邻，高头骏马白额心；为啥不见君主面，只因寺人没传令。”《毛序》注曰：“《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意思是《车邻》诗是赞美秦仲的诗。秦，本指陇西秦亭秦谷（即雍州，今陕西省一带）。据史书记载，尧舜时期，东夷族首领皋陶之子伯翳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林牧之官，掌管着上上下下草木鸟兽。赐姓传到他的末孙非子时，非子为周孝王养马，被封在秦谷。非子的曾孙秦仲被周宣王命为大夫，车马大盛，礼乐有节，云云。由此可见，商周时期，车马已成为贵族身份的标志之一。
战国时期，车辆的制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周礼·考工记》中的“轮人”（制作车辆的工匠）要求车轮的制作做到“虽有重任，毂不折”。鲁国著名建筑工匠鲁班用竹木制成鹊，飞起来“三日不下”，“自以为至巧”墨翟（即墨子，春秋战国之际著名思想家，墨家的创始人。曾拥有木匠手艺）批评他说：“你那个木鹊远远不如我所做的车辖，我只用一会儿工夫雕刻三寸之木，就能'任五十石之重’，利于人，才能谓之巧哩！”（见《墨子·鲁问》）。后来鲁班便专攻制车之术，并为其母亲制作木车马，“机关具备”，由木人驾御，结果“载母其上，一驱不返，遂失其母”。（见《论衡·儒增》）
由上述的记载可以看出，中国最早在夏朝时便会制造车辆；商周时车辆已是人的身份等级象征；春秋战国时制车技术已相当进步。
然而，这些都毕竟是一种文献记载，真实的车辆是什么样子呢？不要说是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车辆，就是战国时期的车辆是什么样子，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还没有人能够目睹它的风采。直到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辉县琉璃阁遗址发掘时，发现一处战国车马坑，内有19辆车子，20多匹马。至此，战国时期车辆形制才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1950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琉璃阁遗址时，在琉璃阁东南向约400米处黄家坟一带发现一座车马坑。车马坑原是附属在一座贵族墓旁的。主墓在坑的西面。据当地人介绍说，那座墓曾在1938年阴历正月间被盗过。墓中出土的铜器很多，仅编钟一项，就有24件之多。是琉璃阁墓葬群中最为阔气的一座。当初，盗墓人已经发现了这座坑，便打了四个盗洞下去，当发现这只是一座车马坑时，便放弃不挖了，因为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这样，这座车马坑便侥幸保留了下来。
坑的发掘工作由著名考古学家夏鼐（nài）先生主持，王伯洪协助，后来徐智铭参加了绘图工作。
夏鼐先生对这次车马坑的发掘异常重视，因为他知道车马坑的发掘在国内还是首次，战国时代的车辆形制人们还没有见过。因此，如何科学地、成功地将这座车马坑完整剔出，对于研究古代造车技术和填补国内空白都有着至关重大的意义。他常借用英国考古学家惠勒的一句名言来教育大家：“考古学家要发掘出古代的人民，而不仅仅是发掘出古代的文物”。他自己又常常说：“考古发掘当然是要追求珍贵文物的，但珍贵文物是我们祖先制造出来的，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我们的任务是用科学方法将它完整地发掘出来，如果方法不对，就不能保证珍贵文物的原本面貌。如是这样，那发掘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
11月27日，发掘工作开始。由于夏先生的严格要求和指导，发掘工作进行得极为谨慎小心。先将坑的四面范围找清楚，知悉该坑为长方形，南北宽8米，东西长21米。然后一点一点往下挖。到12月17日，为时 20天，发掘到离地面3米左右，填土中开始显露出车器的零件。最先露出的是车的前部横衡末端的骨制饰管和铜制连环。其后3天，又发现了一些骨管和铜饰。此时隐隐可知车子的排列方法是：后一辆车的辕木前段压在前一辆的车轼上。因辕木的前端上翘，离坑底部最高，所以在发掘过程中，辕木前端和横衡露出最早。因为这部分的木质已经腐朽，所以在开始时因经验不足，未能辨别出来。后来发现土质不同，才将这些化成泥土的木痕和周围的填土加以区分。此时，发掘团的同志引起了警惕，高度注视着上层的变化，用“尖头铲”和“平头铲”二种小铲，点点滴滴，小心剔挖。并用细致周密的技术处理露出的物件，连最细微的地方也不放过，最大限度地显示其原貌。慢慢地，车子的辕、衡、轭等形状、大小、结构，都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12月22日，坑的西部露出了两辆车箱两侧的朱漆栏杆（即锜），知道已经接近车箱部分，需要更加细致的工作。夏鼐同志当即决定减少工人，以防人多杂乱毁坏构件。并特别注意土中的一切现象。涂有朱漆的部分如车和轼前的栏杆，因为颜色较重，很容易辨别出来；但是没有涂漆的部分，如车座、轴、轮等，都仅仅是留下了一点痕迹，只能依靠土色和土质的不同去辨别，工作进行起来就非常艰难了。25日，坑的西壁下露出来二层台。（当初在掘坑的时候，为了出土方便，往往在坑的半腰留出一层平台，以便下边的土撩到平台上，再从平台上撩到地面上。这样的平台叫二层台）27日，坑的东半部露出了马骨。同时，坑的西部显露出片片席痕，开始不知道为何物，到全部显露时，才知道是车篷的残余。在将近到达全坑的底部时，人员减少到10人，这10人全部是熟练工人，他们小心翼翼地剥出每辆车的结构，逐渐看清了车的全貌。28日，发现坑的东、西之间有一道生土隔梁，是用来分隔西边的车坑和东边的马坑的，实际上西边是一个车场，而东边则是一马圈。30日，试探坑的东北角，知道马圈仍向北延伸，但因上面压有近代墓葬，伸出坑外的部分只得保留，未加掘开。
1951年1月4日，天气开始转冷，接着又连下了几场大雪，土地上冻，发掘工作越来越困难。8日，开始清理靠近坑南壁的两辆车子。15日起，坑中泥土已经冻得像岩石一样坚硬，清理工作几乎不能进行。无奈，只好用木炭盆生火，将那些要剥出的部分，慢慢烤热，然后用小刀或三角小铲星星点点地慢慢剥剔，工作进行异常缓慢。与此同时，发掘团的同志开始仔细研究各车辆的结构，量出各部分的尺寸，测绘草图。19日至21日，选出三辆车子将车箱底部清出，以便了解底部的结构。22日，清理工作全部结束。
清理工作结束后，对于暴露出来的车辆如何处理，发掘团的同志认真进行讨论分析，最后做出了决定：鉴于各车辆除部分零件还保留有原质地外，其余各部均已化为泥土，要想保持原样取出已非易事。因此，根据当时研究工作之需要，只摘取了一辆小车的左轮一个，席篷一片，以及铜制和骨制的零件等。其余的车辆，均未加移动，仍留在坑中。随后将原坑中挖出来的填土又重新填入坑内。这样，这些化了两个月的功夫才揭露出来的车子，就又原样埋在4米厚的填土之下了。车马坑内共放置有19辆车子分做两列，北列11辆，南列8辆。各车都朝向东方，排列非常整齐。后面一辆车的前辕，压在前面一辆的车厢上。两列车的最东边一辆，辕木便搁在两坑之间的生土隔梁之上，伸出墙东。各辆车的辕木均为前伸斜上，骤然看去，颇像一排架着大炮的炮车。北列最东一辆车子有铜饰，也是19辆车中惟一有铜饰的一辆，推测当是举葬时在车子行列中走在最前边的车子，车子设有銮铃。很像《周礼·春官·冢人》中所提及的那种送葬的“鸾车”。（周朝礼节中规定，天子和同姓所葬的墓地，都由专门管理墓葬的冢人管理。逢有葬事，用木制成明器小车，车上设鸾旗，称鸾车。另用木头刻成人形的木俑称“象人”，用以送葬。到下葬的那一天，像人活着的时候那样告诉“象人”，赶着鸾车开始向墓地行进）南列最西部一辆车狭而长，而且有车篷（是惟一有车篷的一辆）当是举葬时走在最后的一辆。
坑东马圈内的马匹，因一部分仍被压在底下未掘开，一部分被原来的汉墓破坏掉，所以未能知道马匹的准确数字。但马首均朝向东壁，观察马骨排列虽不整齐但无挣扎痕迹的情况，似乎是在杀害后才加以掩埋的。1935年安阳西北冈东区曾发掘一马坑，发现马匹都拥挤在一个角落，其中有几匹伸首举足爬在坑壁上，似乎要向上逃命，那是活埋无疑。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殷墓中发现有一车二马，马匹放在轭下，摆得很整齐，那是杀害后又加以整齐排列的。两坑之情况与这里不尽相同，据此而推测是杀死马后，置入坑中加以掩埋。
19辆车子当中，虽然大小不同，但木构部分保存较好，车子结构也很清楚，因此选出5辆作为代表，依其车厢宽度不同、分成四种类型。除了特小的一种类型仅有一辆，结构还无法复原外，其余三种类型都已复原做成模型，其中一辆是按照原大尺寸复制而成。模型制成以后虽然觉得车的构件太纤细，似乎不能负担起载重的任务，不像是实用车子。但是仔细分析后，考虑木材在未腐朽成泥以前，一定要因干燥而萎缩，并且各种不同的木材的收缩率也不尽相同，因此虽然没有法子正确恢复各部分未腐朽前的真实尺寸，但也可以断定原来各木条的大小一定要比现在所存留的痕迹粗。所以就这点而言，这些车子应该是实用的车子。
琉璃阁车马坑的成功剔出，轰动了国内外整个学术界。因为这样完美无缺的成功剔出，在世界上尚属首次，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柴尔德称此为“世界田野考古上的新的杰作”。在我国，它不仅是国内第一次搞清了战国车辆的结构，第一次复制出木质战国车辆的模型，而且又为以后安阳殷墟孝民屯商代后期车马坑的发掘、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2号车马坑、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guó）国墓地春秋车马坑以及淮阳马鞍家楚国大型车马坑的发掘树立了典范，是新中国考古技术提高与进步的起点。再者，琉璃阁战国车马坑的发掘，以及半坡氏族墓地的全面揭示、古代城垣的探测复原、竹简玉衣的拼接缀合等所展示的认真、细腻的考古技术风格，都是与琉璃阁战国车马坑发掘所形成的工作作风分不开的。这些，都为中国考古学界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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